[第一见证]抗战老兵:我所知道的杭州飞机制造厂
作者:朱亚泉 \ 孙昌建  来源:《江南》2015年第4期 点击量:8316

四、八一四空战那天的情况

 

接下去我给你说说八一四空战那天的情况吧。

1937年8月14日那天工厂正常上班,一点预感都没有,前一天上海8·13抗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笕桥,我们几个员工正在推一架准备试飞的飞机到飞机厂棚外,我们像平时见到航校飞机飞行一样,但今天航校起飞的飞机好像多一些,起先我们也没有特别介意,但这时又见到几架双发动机的飞机向机场飞来,忽听天空机枪响了起来,即刻听到炸弹声,机场边上的油库又燃起了大火。这时看到很多飞机在天空乱飞,在机场不远处叫做半山地区的上空都是平飞的相互开枪,即刻见到有两架着火的飞机冒着火向下坠落,不久天空中飞机就少了,天空都没有空战了。当时航校有一个备用机场在附近的乔司镇,那里是否有空战击落飞机等我就不知道了,我看到两架坠落的飞机就是半山的这两架,以后才知道被打下的是日本飞机,到傍晚之后我离开工厂,也没再见到有空战。

当时工厂大门上班时间是锁上的,门卫因突发的事情失魂落魄无法开门了,那天见炸弹落下,工厂瞬间也乱套了,员工蜂拥冲向厂大门,可是无法出去,此时美国总工程师阿诺德驾驶着他的轿车冲开工厂大门,员工这才散去,工厂也就停工了。晚上我就回到梅花碑的家里。 

对了,当时笕桥机场除了航校和飞机制造厂之外,在我们厂不远处还有一个防空学校,是发空袭警报的一个训练班性质,我在厂边小店经常看到他们买东西,这些人员也是层次不齐,当时提倡全民防空,才会有这个学校的。

(注:朱老说的是短期培训班的情况,其实这个学校的专业还有高射炮队,学制一年,招收高射炮部队的军官,其他还有军士训练队,学制半年;人民防空研究班,学制三个月等,像一些短训班时间就更短一些了。后来这个学校迁至南京,后又迁到贵阳,抗战胜利后迁往北平,1949年初迁往台湾花莲。该校从创办到1949年初,一共培训学员有2万多人。)

 


五、我被派到南京去修飞机

 

不久我舅舅也回来了,说工厂不能去了,要等上级决定。再过了一些时间得到厂里的通知,让我去厂里在西湖边的临时办公室人事科登记,到了1937年9月初人事科通知我们,要派8个人去南京空军第一飞机修理厂处理作战中损坏待修理及组装霍克飞机,一开始是属于出差性质,8个人我是领队,队友有黄生松、金阿团、景庚芳、陈书苗等。

这时我又回到笕桥厂拿我们自己工具箱里的物品和书籍,领取路费和介绍信,当时中杭厂租了一部汽车送我们去南京,走的路线好像是要过嘉兴等地方,路上一路乱哄哄的。南京大校场飞机场里的第一飞机修理厂在机场的4号篷厂内,这个过程是1937年的9月到12月,一直到南京撤退。

当时办事跑腿什么的都是我去。在南京的时候,我和景庚芳睡在一个房间,景庚芳是做木工的。

在大校场,别的飞机没怎么修,都是霍克。我们白天在机场工作,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白天就跑到高桥门去躲警报,晚上我们就躲到御道街午朝门中间的门洞去睡觉。现在还可以看到中间门洞的墙上两边凿有小的方形孔,那都是当年支撑木板睡觉用的。那个时候的汽车是稀少的,修理厂有一辆福特牌的轿车,这是用5加仑的方桶汽油的,这车就专门运送我们这些修理工的。

第一修理厂的厂长是陈鸿汉,是陈璧君的哥哥,是汪精卫的大舅子。那个时候他好像不穿军装,西装笔挺的。他讲话是这个样子的:“张And李,你们去干什么”,他讲“And”,是这样的。他对我们讲这是请我们中杭厂支援,把可以简单修理的霍克飞机先修好,要大修的、拼装的赶快分解拆卸等待处理。那个时候,我们等于是霍克3的4S店,一方面是修和拼装,一方面有点收拾破烂的意思。

那个厂子人很多,哪里人都有。有来自张学良的东北空军,有来自广东陈济棠的空军,还有四川来的,都集中在南京第一修理厂。那个时候,厂里有六十多岁的机械士,一等一级,拿120块钱一个月。我那时一个月也拿到40块工资了。

那个时候空军的基地和我们修理厂都是日本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我们除了修理和拼装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躲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我母亲还住在杭州,平时我还可以跟母亲写信联系。后来我母亲也到了南京,她跟我是相依为命的。

后来战事越来越紧了。到了1937年12月份,南京第一飞机修理厂往湖南衡阳转移撤退,搬迁时已是人心惶惶,厂方紧急动员能搬动的机床设备和待修的飞机及资料等等,连同员工家属老少、生活用品统统向急忙调来的几十个火车车厢装,大人哭,小孩叫,天又冷,我们跟着第一修理厂从浦口站上车,火车上面都盖着油布,吃喝拉撒都在车上,我们8人坐的车厢还算好一些。当时是敞篷的火车,上面蒙上布,底下是机器零件,霍克的机翼、机身,连人带铺盖,经过徐州、郑州、武汉,一路迁到衡阳。

到了武汉时我们中杭厂已经在汉口江岸火车站不远处的一家工厂开工了,据说这个厂址战前是日本人的纱厂,以后中杭厂又从汉口搬到垒允(现写成“雷允”),垒允在中缅边境的瑞丽,也就是搬到最边上了,我没有去过垒允,后来垒允厂给日本人炸过,日军侵占缅甸时我听说我们也有自行炸毁的,一切全部都炸掉了。中杭厂的人员有的转往空军,有的转到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还有其他大型工业企业。

 


六、我们一起研究如何向日本人道投弹 

 

前面说了当时中杭厂已经搬到汉口江岸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原日本纱厂的厂房内开工修飞机了。我们火车在武汉停了一段时间,我去了硚口的中杭厂办事处,厂里没去。在办事处见到我的师傅LECKELL,他叫我回厂里去,但空军不肯放,我还是跟着去了衡阳。这时候我还算是中杭厂的人,中杭厂把我借给人家用。

在衡阳我们赶修了许多霍克飞机。这期间由广州运来许多大木箱,装的是两架美国生产的马丁飞机,机身是蓝色的,机翼是黄色的。我们组七八个人赶装了这两架飞机。装马丁的时间好像是天气热的时候。就是徐焕升他们飞的马丁,他曾经远飞日本去投传单,当时是很轰动的,是讲我们中国空军也可以飞到你日本上空,但我们不投炸弹,我们投人道的宣传单,所以他这个又叫人道远征。说到投传单还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过程,当时第一修理厂的股长李云岩同我们一起研究,如果投放比炸弹轻的纸张,投弹舱如何处理该怎么改装,炸弹重量大,自由落体,一按电钮,炸弹就脱钩下落,自动飞去炸弹的保险部分即可轰炸。纸张轻打开舱门投放,气流向弹舱倒灌就会飞得到处都是纸张,如果吸到发动机的汽化器内发动机不是就要灭火了吗?李股长也感到很棘手,当时一厂领导向空军主管部门提出了这个问题,研究了很久,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即这种装传单的麻包,口部应当有一个像炸弹引芯这样的装置,在麻包离开弹舱投落一段时间以后才自动全部打开麻包,而且在麻包的前部还要装置重物,以免缺少重量气流倒灌投不出去。之后在报纸上见到了向日本投放传单的事情。


  徐焕升和马丁轰炸机


1938年底的时候,当时成都空军第十一修理厂刚建厂,要修理霍克飞机到衡阳来调人,第一修理厂就把我升了一级,我就带了几个人到十一厂去。这时中杭厂来的人里面就是我一个人去了。

我们从衡阳到宜昌坐船,碰到中杭厂的叶树森、叶树兹兄弟,他们正好也在那里。宜昌的分配站把我们这批空军分配到“同德”号兵舰上去,叶树森他们上不了船,我就把他们算到我们的名额里,带上了兵舰。

“同德”号在三峡上去一点出了毛病,是方向舵出问题了,船漂啊漂的。好在还是三峡比较平稳的一段路,最后修好了。叶树森、叶树兹坐船到了重庆,我们就分开了。他们到重庆去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就去了成都昭觉寺的空军第十一修理厂。到了成都,我成了空军机械士,这个时候才算是空军的人了。


  厂房内一景


 


七、倒霉的事和扬眉吐气的事

 

后来我由成都空军十一厂又调往陕西南郑空军总站机械士大队,当时空军机械士年龄普遍显老了,特别是东北张学良空军的机械士,他们拿着一等一级120元的工资,但都不到机场上班了,就住在家里。这样在小的飞机场站都有一些广东空军、福建空军,其他省份也有一些空军,这些部门的机械士后来都由中央空军收编。

我在南郑机场机械士总队期间就跟着飞机跑的,在内地的所有的机场,包括四川西康等随着飞机的转移跟着去服务,一一都跑遍了,自己的飞机、日寇的飞机,空战中打下的要去拆运。还有自己牺牲的战友,包括打下的敌人也要去处理后事,如果飞机不着火处理后事简单些,如果飞机着火人烧得就只有2尺多长,焦黑焦黑的,肠子还是花花绿绿的,真是凄惨。空军对牺牲人员的遗体处理有规定,要用白布进行裹扎带回。有一次,广元县政府通知有一架飞机落在广元东郊叫做快活岭的山区,站长派我和一个机械兵去处理,我们爬山涉水到达镇政府,镇长不接见我们,派了一个办事员带领我们到飞机失事的现场,此人领我们去看失事飞机的残骸,是一架苏联的CB轰炸机,已经全部摔散掉了,奇怪的是飞行员没有穿飞行服,没有保险伞、没有手枪及所有随身物品,就这样躺在地上。这就奇怪了,到底是怎么牺牲的,该办事员态度蛮横对我们也不理睬。如果我们当时要深入追究,我们就回不了广元了,事后了解到飞行员姓杨,他的后人如果健在可以和我联系,有些情况我也不便细说。

抗战初期苏联支援过来的支援队飞机是有TB(型号)4个发动机的轰炸机,我在成都见过一架。其他型号CB,是2个发动机的轰炸机,E15、E16(型号)驱逐机比较多,这些飞机在作战中损失很多,不久苏联支援队撤走,飞机全部交给中国空军,最多1-2年时间就消耗尽了。苏联的这些飞机相对比较粗糙,修理拼装时困难很大,同一型号的飞机零部件很少有可互换的,美国的飞机只要型号和批次相同就可以互换,所以那个时候比的还是工业基础。

还要说一件怪事。南郑空军总站机场设在南郑城墙的边上也就是城外,办公的地点在城墙的另一边也就是城里的关帝庙内,隔着一条城墙,城墙内打通了一条弯曲的通道以避免日机的轰炸,这期间中国的空军已打得差不多了。有一次两架日机飞来,飞得城墙这么高,打着机枪,地面陆军打着马后炮般的步枪又能有什么用?一架日机在低空盘旋,另一架降落到城墙边外面的办公处,飞机也不停,驾驶员跳下飞机拿走了机场当官人员的签到簿,然后起飞走了。你说日本人猖狂到何种程度?打到我们飞机损失最多的时期,我们机械士在机场处理好自己的飞机躲避日机的袭击,当来不及躲避离开机场时,日机飞来袭击在我们的头顶盘旋,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机飞行员的头部。

(朱老讲的日机拿走国军机场里的签到簿我是第一次听说,另一版本是日机拔走了我机场里的旗帜——这是一种炫耀,更是对中国空军空前的羞辱。)

最艰难的时期,空军第五大队打到全军覆没,这是因为飞机太少,不是我们的飞行员没有勇气,如同五大队有一位勇敢的飞行员吴其轺(杭州人)打下过5架日机,击伤过多架敌机,自己也被三次击落,真是英雄啊。

倒霉的事情说过了,再来说说一些扬眉吐气的事情,最后中杭厂在垒允生产了P40歼击机。美国陈纳德飞虎队支援了很多飞机和人员在空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打得日本飞机落花流水。美国驼峰飞行队、中国航空公司及中央航空公司的飞行队在驼峰航线上为运输巨大数量抗战物资,无数的英雄牺牲在这条航线上,各种刊物都有详细的记载。

一直到1945年8年抗战胜利,我们才真正扬眉吐气了。

 


八、关于起义的事情

 

我后来就一直留在部队里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杭厂已经没有了。

最后跟你说说关于起义的事。1947年我到了空运大队,大队长衣复恩,一〇一中队驻防上海江湾机场,中队长杨道古、乌钺(后来担任了台湾的空军副总司令,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董事长)。我们一〇一中队的机械长是一个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龚先荫,人很开明,他对我们机械人员也很关心关爱的,平时对我们灌输进步的思想,是他组织的起义。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们很是反感,所以我们大家参加了起义,一起奔向新中国。龚先荫和毕光灿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光灿后来调往四川夹江空军第二航校任机务处主任。有次我出差去四川夹江第二航校机务处找他,寻问毕主任,他们问我哪个毕主任?我说毕光灿,他们回答,哦那个国民党啊,当我听到就这样称呼真是心里寒啊……第二航校还有一个军械毕主任是给林彪放马的。罗锡林分配到武汉空军司令部机务处、陈声永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机务处;他们中有的分配到华东空军机务处,谢克勋分配到海军飞行队的一架飞机上当机械员,当时海军只有一架起义的飞机。“文化大革命”后我去福州出差找他,原单位说他分配到福州一个果品公司去了,我去果品公司,又说他在一个门市部,到了门市部我看到他在卖甘蔗,我和他两人在甘蔗门市部说话,当时边上还有一个人坐着听我们的谈话,我实在搞不懂,起义的机械士竟然落得这样的生活状态!

1949年以后我一直生活在南京。

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对我这个从小受苦到成人的人来说,不算苦,我是吃技术饭的,那总还有一口饭吃吧。那时我们也要劳动改造,但不会下放到农村里去,是因为飞机一有事情我随时就要被叫回来处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厂区里打扫卫生拨草劳动,一有事情就被喊去分析研究, 那时我手臂上要戴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白袖章,但我的技术还是能派上用场的。

“文革”的时候空军摔了一架飞机,让我去分析找原因,到底是机械的事故还是人为的原因,我们经过分析得出了结论:是机械事故。这让有的人不高兴了,他们说小小技术员懂什么,他们想用官大来压人,但我都是凭良心说话做事的,我这样做也是保了那名飞行员。我说我是实事求是的,这样才能心安理得。

飞机的事情看上去很高深,实际上说简单也简单,来不得半点马虎。去年有一个马航事件,再前几年有一个法航事件,是2009年,这个事故跟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碰到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在C—46机上当机械士,那个时候我一天十多个小时都飞在天上,因为作为机械士是随时要跟着飞机的。有一次是在四川新津机场有雾的情况下起飞的,飞机进入云雾之后,升降速度表上显示为上升,但飞机却在不断下降,透过云雾已经能看到地面了,这时机组乘员一片紧张。此时机长不顾仪表指示,调整飞机升降舵,使飞机上升脱离险情,可这时仪表指示飞机仍为下降,这时乘员及时检查,发现仪表板上一个空速表联接真空泵的P托管的加温开关被错误按在地面试车检查状态,这样飞机仪表上的上升和下降示度刚好是相反的……飞行员会驾驶飞机,但他不一定懂每一个零部件,有时往往会忽视细节。所以我那时的一项工作就是检查这些小细节,我当时是用一根铁丝把这个加温开关的盖给固定住,这是不少飞行员也不太注意的事情。后来的法航飞机失事,就是跟这个有关,我当时看了报纸上对法航失事的报道后还写了一段文字给报社,当时是希望有人译成法文的,可是后来没人能译出来。

(这时女儿朱惠玲拿出了一张南京的报纸,那上面有对法航事件的报道。)

我是1984年离休的,我从事航空工作五十多年,我热爱这个工作,离休了也一直在看报纸看电视关心航空事业,它是我一辈子养家糊口赖以生存的饭碗,更是我的精神寄托,它带给我快乐自豪。我是很敬业的,也拿过不少的奖章。

我们这些人就是淳朴、诚信,总是要让自己对国家和身边的人能做些事情,心里始终想着要报效祖国,我们参加抗战就是在报效国家。作为一个机械士,我虽然没有一枪一炮亲自消灭日本侵略军,但我参与制造、修理和拼装的飞机,由我们的空军战士驾驶着去跟侵略军作战,这就是我们在报效国家。

 


作者附记:

 

中杭厂始建于1934年3月,6月底落成,共计建筑费美金110246元,由美国人设计,厂房和办公楼是连在一起的,总面积约两万平方米。9月份,中美双方签署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建厂初期投资总额为300万美元(当时黄金版价为33美元)其中中国投资51%,美国49%,后来总投资增加到1000万美元以上。

2.合同期暂定五年,五年内全厂经营管理由美方负责,中方只设立一个监督机构,监督合同的执行和飞机的验收,五年后合同期满,全部无偿移交中国,归中国所有。

3.该厂秤规模,初期定为年产各型飞机50架左右,以后逐渐增至100架以上。厂房设计和管理制度完全由美方制定,生产设备由美方供应。

4.该厂生产任务由中国政府确定。生产的飞机全由中国政府收购。收购价格仍按美国同类型飞机的出口价格计算。如果成本低于这个出口价,则为盈利,高于这个价则为亏损。不管盈亏,皆由双方按照投资比较分摊。

5.生产上所需全部图纸以及各种技术资料,包括总设计书、总的和重要部件计算书、检验报告等,均由美方负责。

6.生产上所需的一切材料,各种标准部件、零件及其他用品,悉由美方供应,中国自己不直接购买。

7.美方对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负有技术培训义务,具体办法是:所有生产部门和车间的负责人,正职由美国人担任,副职由中国人担任,采取跟班学习,人数按需要决定,要组织技术人员轮流到各车间实习,要对工人进行专业培训等。

8.设立董理会,作为本厂的上层管理机构,随时处理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决策问题。董事长孔祥熙,副董事长鲍雷。

 

——引自渠长根《民国杭州航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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